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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法治社会应少些“李雪莲”

2019/10/10 0:10:38

人民日报:法治社会应少些“李雪莲”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后,引来广泛热议。剧情中涉及了一些法律问题,作为一名法律人,看完这部直击社会敏感问题、触碰干群矛盾的电影后,感慨良多,也触发了一些法律思考。

一位农村妇女从真假离婚之争到“潘金莲”的名声之争,长达十多年的上访之路,涉及从当地法院院长、县长到市长等各级官员……电影为观众刻画了一幅颇有写实感的基层百态图。不过,站在法律角度,尤其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起法律信仰、维护司法公信力,值得深思。

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纷的观念,有待深入人心。电影中,李雪莲对法院的离婚判决不满意,本来可以通过上诉的方式提出权利诉求,就像片中说“法官贪赃枉法找检察院,不服判决可以到市中院、省高院上诉”,但她选择了拦住县长等人来喊冤。这是影片呈现的个例,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部分民众缺乏法律程序观念。

从历史惯性看,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多是期待“青天大老爷”,并不重视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纷。相较而言,建设法治国家,就要使群众“有冤可诉”“有冤可申”。因此,要改革和完善司法救济机制,为个人通过法律途径表达权利诉求创造条件。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司法程序应该像公共品一样人人可及,当发生纠纷后都能接近司法并获得救济。人人信法、全民守法的社会,也必须引导公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发生纠纷后遵循法定的程序来解决。

同时,司法应该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出现各种矛盾纠纷在所难免,如何化解纠纷考验着矛盾解决机制的有效性,而上访则成了其中的“老大难”。影片中的李雪莲越过法定程序,直接逐级信访,事情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无人敢触碰的问题,也反映出化解纠纷的机制不健全。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起以司法为中心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十分必要。司法通过诉讼程序把各种纠纷予以吸收和综合,把各种矛盾转化为技术性问题,有助于缓解和解决冲突。这部电影再次提醒,要高度重视司法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引导民众培养“信法别信访”的心理。

更重要的,是捍卫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体现为对司法裁判效力的尊重,表现在法院和法官地位的崇高。试想,如影片中呈现的,法庭庭长、法院院长唯唯诺诺,甚至被要求“找不到李雪莲,你们就辞职回家”,虽有艺术上的夸张,但也有现实中的影子,即司法公信力的不彰。

真正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必须努力实现司法正义,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就应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与此同时,要通过司法改革,破除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各种纠纷化解机制中,司法既是最后一道防线,也应是最重要的机制。

文艺作品源于现实、成于创作,又赋予了社会意义。实际上,少一些“李雪莲”、多一些公正性,是包括法律人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期盼,也需要全社会一起画好学法、知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的同心圆。(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相关评论】法制日报:《潘》剧中法官审判确有瑕疵

“风乍起,吹走一池春水。”最近,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由冯小刚执导的喜剧影片《我不是潘金莲》,引发了社会热议。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来自法学院的学者都对此部影片不予好评,认为此片的创作编导人员不懂法律,同情了不该同情的李雪莲,误批了不该批评的法官判决。李雪莲为了丈夫秦玉河可以分一套厂房和生二胎,便与秦玉河约定协议“假离婚”。但秦假戏真做,离婚之后分了房子,却与别的女人结了婚,李雪莲拿着真离婚证到法院告前夫是假离婚,法官王公道判决李雪莲和秦玉河的离婚是真离婚,而非假离婚。在持批评的学者们看来,李雪莲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刁民”,想利用婚姻法、计划生育法的空子来套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在弄巧成拙、被老公甩了之后,还想让法官无法律依据地确认她的“假离婚之诉”。在败诉之后,她不但不改“刁”性,反而还继续刁。即根据人治体制下的生活经验,一级一级地上访,期待大领导能有一句话、一个批示,使得法官的判决发生逆袭反转。

我认为,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法官的判决虽然确当,但审判活动有瑕疵。这就是没有对为什么会作出那样的判决,向李雪莲进行必要的释明说理,也没有在庭上及时告知李雪莲有关上诉的期间和法院。这不符合程序合理性原则,是有违程序正义的。

程序合理性原则,亦称程序理性原则。其内容,陈瑞华教授在《刑事审判原理论》一书中作了清晰地阐述。第一,此原则要求法官据以作出判决的事实必须经过合理的证明。第二,这一原则要求法官在制作裁判之前必须进行冷静、详细和适当的评议。第三,此原则要求法官的裁判必须以法庭调查和采纳的所有证据为根据。第四,法官应明确陈述其据以制作裁判的根据和理由。法官可能自己确信裁判具有合理、充分的根据,但如果不能将其根据和理由以明确的方式陈述出来,那么正义仍无法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陈述判决理由是公平的精髓,受到判决的人有权知道判决是如何作出的。因此,判决必须附有明确的理由,一是受判决影响的人了解并检验判决的合理性;判决理由也必须得到明确的表述,以使人们对判决形成信任。陈教授虽然阐述的是刑事审判原理中的程序合理性原则,但其内容属于程序公正的一般原理,与民事审判中的程序公正并无二致。

把《我不是潘金莲》中法官王公道的审理活动与陈瑞华教授这里所阐述的程序合理性的第四点要求作一对照,就不难看出,王公道在审判活动中并没有向李雪莲详细解释自己判决的理由,没有向李雪莲说清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事实和证据的联系和差异的关系。即李雪莲和秦玉河起初是假离婚,这在客观上是事实,但它要转化为法律事实,就必须举证,通过证据的形式,才能成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事实。客观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事实成为证据的中介是举证。通常讲的“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实际上是以证据为根据、法律为准绳。打官司的实质是打证据。没有受过法学教育的李雪莲不可能明白这些道理,退一步来说,即便李雪莲懂得这些法律知识,法官王公道仍有义务释明。

优秀法官邹碧华关于民事审判的《要件审判九步法》,同样强调了法官在裁判文书制作中要注意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法律释明和讲道理。他提出裁判文书要贯彻“八个一致”:当事人的诉辩与卷宗记载一致;当事人的诉讼争点与基础规范一致;当事人的诉讼证据与诉讼主张一致;当事人的诉讼争点与诉讼主张一致;认定事实与事实争点一致;法律理由与法律争点一致;判决主文与诉讼请求一致;引用条文与判决主文一致。邹碧华认为通过在裁判文书中贯彻这“八个一致”,要避免因回避双方当事人的实质争议而使裁判文书写作重点不突出,要方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从裁判文书中,能够清楚地明白“胜诉之因何而胜,败诉之因何而败”。

《我不是潘金莲》中法官王公道的审判活动缺少必要的释法说理,而且其后也没有在宣读判决书中告知李雪莲对一审判决不服,可以上诉的期间和法院,这是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四款规定的。

因此,法官王公道的审判活动是有违程序公正的,无论怎样责怪李雪莲是“刁民”,也不能掩盖这一瑕疵。